“今天扎野猪，明天可能就扎到人”，无人机搭载25元一套“牙签”狩猎，对野猪、家畜无差别射杀

▲王振明养的猪身上，有明显被尖锐物体刺伤的伤口。受访者供图

据公益组织“电商无野行动”志愿者张晓磊观察，无人机搭载利刃的狩猎方式在近年来兴起，他认为，这与野猪被移出“三有”保护动物名录有关。野猪在被移出名录后，各地出现“打野猪热”，捕猎手段日趋多样，其中无人机猎杀因其“高科技、高效率”特征，迅速在部分群体中流行。

张晓磊介绍，无人机搭载利刃狩猎的具体方式为：利用无人机搭载红外设备在夜间锁定目标，再从高空投射金属箭。由于箭头重量大，借助重力与惯性，可瞬间贯穿猎物躯体，动物多因失血过多死亡。猎杀者通常会连续投射多次，箭头残留在猎物体内，过程残忍。

“他们今天扎野猪，明天可能就扎到人”

2024年，因野猪泛滥，多地招募野猪猎人，使用无人机空投利刃捕猎野猪的行为被广泛报道。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律师解释，即使满足“非禁猎区、非禁猎期、未使用明文禁止的工具和方法”这三个条件，也绝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去捕野猪。

韩骁说，野猪被移出“三有”名录，仅仅是解除了对其的“普遍保护”，但对其猎捕活动的管理权已明确下放至地方政府，而各地针对野猪猎捕采取了不同的管控措施。因此，野猪移出“三有”名录，绝不等于狩猎的“全面放开”。

江西赣南某村的卢飞是当地护农队的一员。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护农队的队员需要从当地林业局取得狩猎证，一旦发现野猪破坏田地，他们会带着猎狗上山驱赶、猎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护农队开始使用搭载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用来确定野猪方位、也有无人机被用来搭载利刃，猎杀野猪和其他野生动物。

▲卢飞在山间捡拾到的无人机空投“牙签”。受访者供图

卢飞也提到野猪被移除“三有”动物保护名录后对当地狩猎生态的影响，“很多人认为，被移出名录之后去抓野猪，后果也没那么严重，所以就大着胆去搞。”再加上无人机和“牙签”都容易购买，因此使用无人机空投利刃进行捕猎在当地非常普遍。

卢飞说，他所在的区县并未对使用无人机空投利刃捕猎做任何规定，“甚至我最开始就是从我们队长那里知道用无人机玩空投的。”

据卢飞介绍，有的护农队使用的无人机较小，仅用于侦查野猪踪迹，无法投掷武器。而有的护农队使用的无人机功能更强，可搭载重约350克至500克的金属箭。这类无人机单价约4万元，具备热成像与测距功能，能在夜间轻易发现动物。

“只要飞过的区域，可以说是鸡犬不留。”卢飞形容，无人机一旦锁定目标，几乎必然命中。动物对空中威胁毫无警觉，往往在毫无防备中被射杀。他比较了传统猎狗与无人机的成功率，“用猎狗，成功率大约只有50%，通常只能捕获一两头野猪”，但用无人机，一群野猪甚至可能在一次夜间行动中被“一网打尽”，连幼崽也难以幸免。

卢飞和张晓磊都表示，一些账户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5至20分钟不等的猎杀视频，内容血腥，却因猎奇性迅速积累粉丝，并因此吸引流量。

新京报记者在多家短视频平台看到，不少账户在其主页分享了热成像捕猎野猪的视频，评论区中有人跃跃欲试，表示自己“也想玩玩”，也有人表示担忧，“万一没有瞄准扎到人怎么办？”

与卢飞同在一个护农队的队友曾与他分享过一次惊心动魄的瞬间：这位队友曾通过热成像功能发现树底下有“热点”，在即将按下投掷键的瞬间，才意识到目标是人而非野猪。卢飞转述称，这位队友当时“吓得很苦，他都吓出汗来了”。

根据卢飞的观察，不仅仅是护农队的成员在使用无人机打猎，不少没有护农队资质的人，也会将车开进山里打猎，“他们一辆车用来指挥无人机，另一辆车用来捡拾猎物。”

被猎捕的不仅仅是野猪，不少野生动物也在猎杀的范围之内，还有人猎杀一些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他们会将野生动物卖掉，比如黄麂，按理来说这些还是国家保护动物，都是不能打的。”

卢飞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在山上时常能捡到无人机搭载的“牙签”。他担忧，若再不加强管控，无人机狩猎将彻底摧毁当地生态，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安全事故，“他们今天扎野猪，明天可能就扎到人。”

电商平台25元可购买成套“牙签”设备

新京报记者以顾客身份咨询了电商平台上多家售卖无人机的商家，对方称，配备有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一套下来需要4.8万元，如果需要搭配空投器，则需要额外花四五百元购买配件。

商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国内一些区域，“只要不是禁飞区，都可以飞，不需要备案。”对方承诺帮忙将机器激活、调试好，“拿到就能飞，有专业人员一对一指导，包教包会。”

根据我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所有者应当依法进行实名登记，多家无人机商家也向记者确认，无人机购买后，起飞前，需要用户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进行线上登记。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无人机牙签”“无人机空投”等关键字，发现有不少商家在售卖无人机可以搭载的空投箭。商品展示页面中，箭头散发着锋利的寒光，商品页面标出“空投牙签，一套配齐”“箭杆+尾翼+3D软尾”，销量最多的商家能达1000多单。

记者以顾客身份向多家商户咨询，并被推荐了多款空投“牙签”，有商家表示，需要将箭杆与箭头分开购买，因为“敏感”，但拒绝回答是否可以狩猎野猪的问题。也有商家直接将“野猪牙签”的字样标记至商品首页，并表示可以直接购买箭杆和箭头。整个过程并不需要任何登记，便可花不到25元购买一整套“牙签”。

▲在电商平台检索“无人机牙签”，可以很容易购买到成套设备，商家答复记者称，购买不需报备。网络截图

一位售卖“箭头”的商家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店铺内的箭头“威力是很大的，是专门户外用的打猎箭头”，其并向记者承诺，所售卖的箭头并非管制刀具，买卖合法，并不需要向公安机关备案，“卖多年了，这您都放心吧。”

根据我国《管制刀具认定标准》，管制刀具是指匕首、三棱刀、弹簧刀（跳刀）及其他相类似的单刃、双刃、三棱尖刀等三棱刃口器具，若刀尖角度小于60度、刀身长度超过150毫米，便属于管制刀具范畴。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律师表示，此类“牙签”箭头若符合管制刀具特征，则其生产、销售均需特种许可并实行实名登记管理。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认为，商家未对坠箭、“空投牙签”等物品可能存在的危险性进行充分说明，或未对购买者是否具有相关资质进行审查，在售出物用于无人机猎捕而导致人身、财产损害时，商家也不能免除责任。另外，对于“空投牙签”一类可能用于非法狩猎、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如果平台未尽合理的审核义务，则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乃至民事连带责任。

无人机狩猎行为可能涉罪

目前，国内已经公布了多起涉及与无人机捕猎相关的案件。

据湖南省益阳市公安局赫山分局通报，今年4月，赫山分局龙光桥派出所快速侦破一起利用无人机技术盗窃黑山羊案件。嫌疑人使用无人机空投利箭杀死山羊后盗走。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据江西省修水县公安局通报，今年10月，修水县公安局庙岭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利用改装无人机非法狩猎案。嫌疑人供述，在浏览短视频时，看到利用无人机狩猎的内容，遂萌生试一试的念头，其在网上购买了一架具备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并为无人机加装了钢叉控制器，10月9日下午遥控无人机发射钢叉猎杀野兔。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狩猎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25年11月，张晓磊在江西野外发现的金属箭。受访者供图

韩骁律师指出，针对无人机搭载利刃狩猎现象，若狩猎对象是野生动物，则可能构成《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非法狩猎罪。该罪惩处的是在禁猎区、禁猎期或使用禁猎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行为。尽管目前全国性法律未明确将无人机列为禁猎工具，但其搭载利刃的猎杀方式，显然符合“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的本质。

若狩猎对象是养殖户的家畜，则直接侵害了他人财产权，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立案标准，便可能构成《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故意毁坏财物罪。

韩骁指出，该狩猎行为还潜藏着巨大的公共安全风险，可能构成更为严重的犯罪。无人机在非受控空域飞行并投掷利刃，其轨迹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失控、操作失误或受到干扰，完全可能伤及不特定的行人、车辆或公共设施。这种在公共场所实施的，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安全的行为，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或第一百一十五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韩骁说，如果猎捕行为发生在村庄周边、道路附近、公园等有公众活动的区域，其操作无人机投掷利刃的行为本身，就被认为制造了一种“抽象的危险”。即使没有造成实际伤亡，但只要这种危险客观存在且程度较高，就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监管滞后与执法挑战

受访专家认为，无人机作为狩猎工具的定性问题在法律上也是一个难点。现有的无人机狩猎往往采用无人机与坠箭等装置的组合进行。无人机本身属于一种中性工具，而与坠箭等进行组合才成为一种综合性狩猎工具，在此方面不同于传统的狩猎工具如猎夹、猎套等。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表示，当前全国层面对无人机狩猎行为的相关立法确实存在滞后性。国家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列举的“禁猎工具”多为传统的猎枪、毒药、陷阱、电网等，尚未将此类新型技术装备纳入，仅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并公布”。目前，仅有如湖南省浏阳市等少数地区在其地方性禁猎通告中，明确将“使用无人机等飞行器辅助投射标枪或箭支装具”列为禁猎工具。

杨朝霞说，基于无人机本身的特征，无人机捕猎涉及空域管理、野生动物保护、社会公共安全等多个管理领域。这一跨领域特性容易导致有关部门监管职责的交叉、重叠或空白，给此类行为的法律定性和监管带来挑战。

他建议，从法律完善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来看，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将“无人机挂载投射利器”明确列为禁用猎捕工具。具体而言，建议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时，以列举或概括性描述的方式加以明确，以堵塞法律漏洞，实现全国执法的统一性。

韩骁告诉新京报记者，一方面，法律难以对“无人机改装”本身进行一刀切的禁止，因为改装可能用于农业、测绘等合法目的。难点在于如何精准界定“为实施违法犯罪而进行的改装”，并为此设定明确的法律边界和处罚标准。另一方面，与传统狩猎不同，行为人可以远程操控，远离现场，这为执法部门锁定实际行为人带来了巨大困难。

韩骁建议立法规定所有无人机产品必须内置不可拆卸、不可篡改的飞行数据记录模块。该模块应记录每次飞行的关键轨迹、操作指令与设备状态，以便在违法行为发生后，执法部门能够依法调取数据，精准还原作案过程，固定核心证据。

王振明与他的猪一同住在山上，他说，这里距离最近的村庄也要两公里左右。猪被扎伤后，王振明给自己补了大量无人机狩猎方面的功课，有人给他出主意，要不要买一台反无人机屏蔽器，但他因价格高昂、需备案且无法预判袭击时间而犹豫，“我得看看我猪的价值和它的价值匹不匹配，况且这无人机到底啥时候来，我根本没办法判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振明、卢飞为化名）